1997年初，英国伦敦一家画廊邀请我去伦敦做个展，并且提供机票、住宿和一点生活费。这一消息让我感到“艺术”离我更近了，我想去伦敦好好地推广我的作品。结果呢？开幕式上来了一帮跟艺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此次展览除了卖了两张小画和看了看“西洋景”，没能推广我的艺术，我感到有些失望。一回到北京，一朋友打电话，让我参加“某某”艺术家的追悼会。我一听不敢相信，因为半年前这位朋友还来过我的住处和我大谈“艺术”。他非常热爱艺术，并且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当时他身体非常好，红光满面的。追悼会上，大家为了怀念“某某”哭了，我也哭了。短短半个月发生的这两件事让我认识到“以人为本”的意义。在庞大的社会中，我们都是小人物，无力改变什么。人应以生活或者说“活着“为本。

　　我出生在中国石油工业的老大哥 --- 大庆市。父亲非常荣幸地给我起名叫王庆松。庆为大庆，松为松花江。最后父亲像王进喜一样，为油田事业献出了生命。作为油田子弟，父母并不关心我的学习，也不太喜欢我，他们常说我有点“傻”。有一件事却让我难忘。小学二年级时，有一天父亲从油田回家，对我和我哥说：“今天你们俩画老虎，看谁画得像。谁画得像，今天给谁吃油条。”我当时想油条太好吃了，为了吃到油条，我好好地画着老虎，最终我胜利了。父母亲表扬了我，好像这也是唯一的一次表扬，之后这种机会再也没有了。油田子弟学校没有美术课，所以直到高中毕业才通过朋友进了沙市六中美术组学习画画。当时可能是因为基础太差，我发现自己画画胆子挺大的，敢于乱画，一个很美的东西能让我画得面目全非。有的同学说：“这是有才气。”因此我上了“贼船”似的下不来。经过六、七年的美院考试，都因为文化课达不到要求没能上美术学院。好在后来有了文化课不够分数，交一点钱也行，方进入美术学院进行训练。在校其间我变得全无感觉。毕业后就帮助我哥做点小买卖，以求生计。

　　92年中国美术馆办了一个日本美术馆的西方绘画收藏展。看展览的人很多，有人在记笔记、写观后感。当时的场面让我很激动。展览看完后，打算去中央美院看看。站在美院大门口，没敢进去。我想买些画布，就问美院门口修车子的老头：“哪里有卖画布的？”他头头是道给我讲画布属亚麻布最好，性能稳定等等。听了我很激动，心想北京太神了，连修车子的老头都懂艺术。这是我第一次来北京。回家后我想了很多，决定重新拿起画笔到北京来搞艺术。于是93年底带着1200元来到北京，有点“北上抗日”似的，先住在圆明园画家村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开始创作起来，希望最终住进艺术家心中的延安---圆明园画家村。半年后，终于搬进“延安”。这里大家天天聚会，如同“人们公社”大家庭“丰衣足食” . . . . . 可惜“延安”很快被攻占，打的画家村艺术家在京城四处逃窜。我则窜往香山暂住，后搬入宋庄。在圆明园其间，我的艺术没有太多进展。但难得的是让我认清了人在社会中是多么得渺小，不堪一击。这种感受为我今后的艺术找到了明确的方向。

　　中国是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当我们要把“农业大国”快速地变成“现代化大国”，自然会产生类似《陈奂生上城》这样可笑的故事。我认为用舞台摆拍的方式讲述这些可笑的故事更合适。我的近作《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联作品更多地重新认定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和命运。在这个缺乏理想的时代，大家对过去的英雄和理想都产生了怀疑。带着这种“怀疑”，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中，扮演了一个当代的旁观者和参与者，把其他人物用泥、银和金来妆饰，形式上模仿纪念碑似的城市雕塑，达到对过去历史、现在建设和将来美好的反思。

　　当然要完成这样的作品还是有点麻烦。我必须选择道具、定做服装，找民工做模特，扮演各自的角色。拍摄前一天，租搬家公司两部130大卡车将所有道具拉到影棚。第二天的拍摄过程紧张而有趣，化妆让我忙了一阵子。金色拍完，洗净上银色，拍完洗净再上泥。要不是请了七位快手化妆师，一天之内拍完这组图片是不可能的。金银粉涂在皮肤上会起反应，有点痒得难受。所以涂抹时化妆师有点像异性按摩，使模特们产生亲密感，中午工作餐酒肉招待好，这样金银粉抹在皮肤上也不“痒”了，泥在身上也不“脏”了。最后模特们欢欢喜喜地完成任务，我也完成了这组作品。

　　总之，这些年来我希望我的摄影作品既能模仿和旁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生的的荒诞故事，又能表明我的态度。如果还能给人一点儿反思，那我就太高兴了。

　　2001年11月，北京